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它产生于二十世纪20年代，其后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后又由晏阳初本人将其收获的种子播于全世界贫瘠的土地上，继续浇灌几十年，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和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平民教育专家和乡村建设人才。晏阳初这位中国四川巴中市人的名字，也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被称作"世界平民教育之父"，被联合国聘为终生特别顾问。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他根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联环扣合、整体推进，创造出一大发现、两大发明、三种方式、四大教育、五个结合的平民教育思想，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值得高度重视。
一大发现，是指晏阳初在一战时为在法国战场上当"苦力"的中国东北、华北招募去的华工服务当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脑矿"一词是晏阳初的一个大发现，也是一大创造。它比什么"金矿"、"银矿"都重要。
1918年，晏阳初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第二天，他就应募以教育秘书的身份远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为在那里的20多万华工服务，当翻译。那时战争快结束了，华工思念祖国、家乡和亲人，但是他们不识字，不会写算，要通信就由晏阳初代他们写。晏阳初目睹华工被美国、英国、法国的官兵瞧不起，称华工为"苦力"。就是这些"苦力"，在战场上很勇敢。挖战壕、救伤员，其中有几千人受到了表彰，表现了中华民族勇敢，坚定、沉着的献身精神，获得了如铁十字等各种勋章。他们并不"笨"，并不比外国人差，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已。晏阳初想起"人人皆以为尧舜"的道理，重视和尊重他们。他意识到应该把知识教给他们，使他们也能象他一样写算和认识中国的文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征得在法勤工俭学的领神李石曾的支持，为华工办起了"识字班"，亲自选择中国简易文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了《华工周报》。经过三个多月每晚一小时的学习，其中有40多名华工学习较好，获得了识字班毕业证书。晏阳初曾收到法国战场上的一封来信，信中称晏阳初为"先生大人"，说:"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这件事对晏阳初思想震动很大，使他认识到中国人并不笨，他们所缺乏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这20万华工代表了占四亿中国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苦大众，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过去一般士大夫阶层都认为，普通老百姓属于所谓"下等"阶层，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住在农村，他们没有"受教育的资格"，只能做工当"苦力"，他们"不可教"。但晏阳初在办华工识字班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所谓的"苦力"，他们不在于苦力的"苦"，而在于"苦力"的潜在力，只要发掘出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1985年9月，晏阳初在阔别40多年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在成都地区原乡村建设学院校友会欢迎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我有一个发现，"即三四千年来所未发现的，我发现了'苦力'的力。"他还说:在六十年前，"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五十年前回到中国，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忘记了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我们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没有这个知觉，……几亿中国农民穷在什么地方?为何穷得没饭吃?便是没有发现'苦力'的力，没有发现他们的潜伏力，所以埋没了他们。许多中国的象林肯、爱迪生、杜威这样的英雄豪杰被埋没了，活埋了。考古学家发现了'北京人'，那是若干万年的死人，我们发现的是活人，是这世界上有史以来的最大发现。"[1]他认为，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是"苦力"，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是"苦力"，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是苦力。发现这个"苦力"的"力"之后，对于晏阳初来说，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志向和事业，他说:"我当时发现了苦力的力，我从此有了志愿，回到中国不发财，不升官，我找到了这个大矿。"并且一生要努力开发这个"人矿"、"脑矿"。
晏阳初在为华工服务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矿藏"脑矿"之后，就立志要开发这个大矿，他说:"第二点便是发明。发明开人矿、脑矿。"
他的第一发明就是开脑矿的工作──"平民教育"。
1920年，晏阳初从法国战场上回到祖国，看到各方面仍很落后，非常难受。他原在美国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对这些问题特别关注。过去一般留学欧美日本的青年回国后不根据中国的情况，只知道照搬照抄别人那一套，结果"救国"无门。晏阳初认为，中国有句古训，叫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本不固，则邦不宁。他认为，中国人必知中国，然后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回国后就积极进行社会调查，游历19个省，调查中国平民教育现状。1926年4月，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2]。
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80%以上住在农村，他们差不多都是文盲。晏阳初指出，我国过去办教育，成效甚小，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从事教育的人奴隶式的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他认为，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的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晏阳初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方案，并说服各省有关当局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根据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资料，全国有八千万学龄儿童，只有七百万就学，且大多是富家子第。此外还有一亿多青壮年，他们都已超过入学年龄，他们都不识学或识字不多。平民教育就是对十二岁以上不识字及识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所施的教育。这些儿童和青壮年是"平民教育"的重点。据此，晏阳初动员了一大批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归国留学生与晏阳初一道， 1923年8月23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由朱其惠任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陶行知等任干事，负责具体部门工作。从此，中国平民教育终于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以下称"平教会")成立后，就立即根据中国平民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编写教材。晏阳初、陶行知与陈鹤琴等人从中国常用汉字中选择最常用的1300个，编成四册《平民千字课》，每册24课，每晚学习一课，为一小时，共96小时学完四册，就能看书读报了。他们在编写教材时，注意到农民为生活而奔波，没有多少时间学习，经济情况低下，没有钱买更多的书，他们就以白话文形式编写这套《平民千字课》，注意以"最短的时间，最小代价、获最大限量词汇"，将四册《平民千字课》在四个月内学完。普通未上过学校的平民学习了这套教材后，就基本掌握了识字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一、认识千余个基本汉字;二、输入这千余汉字所能代表的基本的知识;三、引起平民的读书兴趣。这三点中又以引起读书兴趣更为重要，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接受平民的"继续教育"。后来，晏阳初又根据实际情况编成《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在城市和部队中推行，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大发明是晏阳初发明了"乡村建设理论"。它是在"平民继续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和"平民教育"联锁进行、整体推进的理论。
1923年"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他们就选河北定县为"平民教育"整体推进计划的实验县。他们把四十万定县农民分成若干挡次进行识字教育。"平教会"当时的口号是"除文盲，作新民"。他们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进行平民的"继续教育"。晏阳初根据他所总结出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计划施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它的目标有三:其一是养成自读、自习、自教的能力;其二是灌输公民常识，培养国民应有的精神和态度;其三是实施生计教育，补助、指导、改善平民的生活。1926年，"平教会"从北京迁到定县，1929年晏阳初及其同仁又举家离开大城市，迁到定县，调查和实施"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计划"。晏阳初认为，"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对农民进行以扫盲为目的的"识字教育"。但识字教育只是给了平民以识字的工具，有了工具而不会应用也等于零。必须和乡村改造与建设结合起来。
1933年7月，晏阳初在山东邹平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定县乡村办平民教育，我们觉得仅教育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们更进一步觉悟，在乡村办教育若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中国农村社会的。"[3]晏阳初及其同仁从1926年冬开始在定县进行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他们进行了三项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农村教育，送知识下乡，传播农业基础知识，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进行农民教育的研究与调查，离开大城市知识分子的象牙塔，钻进"平民"的泥巴墙，和他们生活、劳动在一起，研究他们受教育的状况和他们对知识渴望的心理;搞农村普查工作，进行农村的社会调查、工业调查、农村人口调查，农村概况调查等。这些调查结合农民生活实际，材料可信。正如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附录三指出的那样:"定县的调查工作由于结合改善生活、办学治病、推广农技来进行，所以取得农民信任，调查对象愿意告诉真实情况，资料可靠。"[4]晏阳初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和定县实验，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治国方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这就是以教育为工具，推动经济、政治、卫生、文化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理论。
建设离不开教育。通过教育，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生、教育与文化发展、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开拓了农村教育改革的新路子。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新的思路，后来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乡村改造和建设运动。1988年，晏阳初在谈到乡村改造十大信条时指出:"国际乡村改造运动，沂其历史，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战区的华工教育，后来演变为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成熟于定县实验时期。从五十年代起，以中国定县实验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的乡村改造运动，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开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实践与理论又有了很大的发展。"[5]而乡村改造的目的，不只是使人们摆脱困境，增加生产。如果只是为生产而单纯地抓生产，不同时策划乡村的平民教育，不努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与生产技能，不加强人们道德观念和社会认识方面的工作，不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与自治能力，不注意提高人们的健康素质，不注意巩固和提高的措施，即使生产一时上去了，也是不能巩固和持久的。因为"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都是多方面的，并且彼此之间互相联系，满足了一个方面的需要，只是解决问题的某一方面，只是使各方面的发展需要都得满足时才能得到均衡的发展"。[6]
平民教育运动的对象是全体民众，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具有"知识力、强健力、生产力和团结力"的"新民"。晏阳初他们采取三种方式对民众进行教育，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
学校式:就是采用平民学校的形式。具体办有"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和"平民大学"。初级平民学校主要针对十二岁以上已超过入学年龄的文盲，进行扫盲工作。进入高级平民学校后，这些学员已掌握了识字的工具，并且脑筋灵敏，思想活泼，可以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以培养乡村领袖。晏阳初等人在定县创立了"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抗战时期在重庆歇马场进一步完善，改为本科性质，定名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张群任董事长，晏阳初任院长。本世纪六十年代，在菲律宾又由晏阳初创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其目标和宗旨是为乡村建设培养专门人才。要达到的目标是:1."劳动者的体力":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亲自参加劳动，使身体素质得到锻炼和提高;2."专门家的智能":要有"一技之长"，有了知识还要能应用;3."教育者的态度":因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作人师的要有"诲人不倦"的精神，才能使受教育者"学而不厌";4."科学家的头脑":因为过去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心惯，叫做"遇事马虎"，遇事只注意皮毛，不重视深刻了解，所以，"要我们的民族能生存在这样科学的世界里，我们就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5."创造者的气魄":"中国人最爱享现成的福，自己却缺乏创造的精神，墨守成规，不求进步"，因此，要培养青年学生的创造精神，以"创造国家民族的新生命";6."宗教家的精神":"我们做一件事，必须要有相当的忍耐力，钉子愈碰得多，愈不要灰心，在中途不变节，只要有坚忍力，总会成功的。"
社会式:它是以高级平民学校或平民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各种活动为中心，使毕业生按照四个方面继续受教育。这主要针对成年人和妇女。青年农民在平民学校毕业后加入"毕业同学会"(或校友会)，他们可以利用"流动图书馆"，阅读农民周刊，并向该报投稿。此外还有:组织戏剧社和辩论俱乐部，为村民办无线电广播，传播农业知识;举办墙报、板报、刊登当天新闻及知识技能;调解民事纠纷。还有植树、修路、农业展览、反毒品买卖、禁毒拒赌运动等等。"同学会"会员还可当"表证农家"，向广大农民表演与解说农村建设的知识技能。
家庭式:家庭式教育是中国的特殊教育方式，它主要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使在家庭中的老少男女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分别有户主、主妇、少年、闺女、幼童五种组合。这种方式常与学校式、社会式结合进行，目的是帮助改良家庭的日常生活，帮助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扩大家庭的责任感，减少对上学青年、儿童的反对和阻力，使家庭社会化、增进家庭的社会责任。
四大教育是晏阳初在定县实验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整体推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平民普遍都具有"愚、贫、弱、私"四大疾病，这是定县调查研究的结论。他说:"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8]
所谓"愚"，是指那时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甚至目不识丁，他们普遍认为读书只是"读书人"的事，与普通老百姓无关，他们中80%以上都是文盲。所谓"贫"，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贫困，不少人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所谓"弱"，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东亚病夫"，人民的生死存亡只得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上。所谓"私"，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常识，可说是"一盘散沙"。这几个缺点不治，就根本谈不上乡村建设，广大民众只会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
针对以上四大病症，晏阳初他们研究出"四大教育"之法，这就是: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文艺教育包括文学和艺术教育。首先用《平民千字课》教育农民，扫除他们中的文盲，使他们掌握识字的工具，通过文学艺术教育，使平民能应用识字工具，丰富其文化生活。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适应复杂的现代生活。生计教育是指普及科学知识，改善其生计组织，以提高其生活水平。由于农村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经济上又无通力合作的组织能力，只有普及科学知识和技能，使其具备科学头脑，才能解决生计困难。卫生教育是指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用公共的力量创办公共卫生事业，以提高其健康力，使人人成为强健的国民。公民教育在四大教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努力培养民众的团结力，公共心，使受过平民教育的人无论处在任何团体，皆能努力成为一个忠实而有效率的分子。另一方面要在人类普遍具有的良心的基础上，培养和增强民众的判断力，正义感，使受过平民教育的人皆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对公民进行的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道德训练。
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联环扣合与整体推进，以达到改造乡村实际，创造新的生活，使广大人民成为有创造力、有知识力和公德心的"新民"的目的。归纳起来有五方面的结合:
第一是教育与农民生活、乡村建设相结合。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改良、创造实际生活，以全体人民的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改造民族(或民族再造)为目标。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仅仅教农民识字取得工具而不使他们运用这些工具进行乡村建设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9]。
第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晏阳初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为教育而教育"的作法。一方面使教育者先受教育，主张知识分子与农村实际相结合，与农民相结合，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从农民生活中找材料"，根据农民需要编写适用的教材。另一方面，"教育的内容就是建设的需要，教育的过程就是建设的过程，教育就是建设活动"。教育者必须将自己的知识简单易行地教给已识字和正在识字的农民，并且身体力行地示范。这样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教育者不仅对农民进行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同时注意到使农民运用其知识技能以谋乡村的建设，使教育的结果成为乡村建设的力量，推进和促进新民社会的实现。这就是晏阳初"以教育为经，建设为纬"的平民教育思想。
第三是科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晏阳初认为，民众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全体民众，而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是在农村里的农民。农民是国家的基础，是民族生命的源泉。"使农业科学深入民间"，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深知，过去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大都在城市，"农业科学家与农夫，各自为谋，不相闻问"。还在1923年"平教会"成立之初，晏阳初就动员一大批农业科学家、教授去定县农村实地调查研究和实验，使科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从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找出切肤之问题，应用科学的实验，以求答案，加以推广。
第四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民族的新生命，塑造民族的新人格，促进民族的新团结。平民教育的"平"字，一是人格平等，二是人人均有受教育的机会，三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使受教育者取得识字的工具，取得相应的知识技能，解决生活上物质上的要求和问题，而是要通过平民教育这种手段，达到改造民族生活，使民族再造成为有觉悟有道德有公共心有团结力的新民族。
第五是个人与集体相结合。晏阳初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与智慧潜力，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近百年来，由于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使得他们大多数人变得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贪图安逸、不求上进。因此，晏阳初在"公民教育"中创立出一套提高民族自觉心的"组织教育"的方法。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其根在中国。他1985年和1987年以90多岁的高龄远涉重洋回祖国参观访问，他"五体投地"称赞今天的中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访问期间，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万里、周谷城的亲切接见，他仍然关心农村的建设，他说:"科学不应是少数人享受的，而应是全世界劳苦大众都享受的，应该成为他们的知识，成为他们的技能，使专家的所有科学知识能够打入到民间去。"[12]他表示:"我们愿意把我们70多年在乡村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人民解决问题所取得的一点知识献给祖国。"[13]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在我国今天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农、科、教结合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仍有借鉴意义。
注释:
[1][5][6][7]《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482─483页、557页、566页。
[2][3][8][9][10][11]《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65页、246页、247页、246页、320页、423页。
[4]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1935年第一次印刷，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9月再版，第473页。
[12][13]晏阳初1987年7月10日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上的讲话，见《晏阳初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09页、308页。
